解码长征（19）：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具有转折意义?

    央广网北京9月26日消息 （记者娄思佳 杨茹）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的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马卫防为您解读。

　　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错误的不满和质疑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之后，一些曾经支持“左”倾军事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开始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实施战略转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以争取主动，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博古、李德依然坚持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那么，围绕“红军究竟改向哪里走？”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到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创建新苏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的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随后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1月7日，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了主报告，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正确认识。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整个会议奠定了基调。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红军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王稼祥也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最终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拥有了决策权，开始确立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明确批评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遵义会议后，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重大战争的重要问题。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台娄思佳、新华社杨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