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现代军事改革的内在困境

　　军事组织是自成一体的大系统，改革涉及多种复杂因素。从一般规律看，军事改革的起点逻辑是基于能力和效率，过程逻辑是体制重构、体系重塑，结果逻辑是对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从当前各国军事改革实践看，由于组织体系的惯性阻力、突破利益阻碍的艰难性、非战争环境的制约性、军事效果的难以测量性、体制固有的反弹性等因素影响，军事改革存在一系列内在逻辑困境，导致有的军事改革往往从良好意愿和起点出发，却中途偏离航向，甚至出现折向反转、重回老路的尴尬局面。

　　趋向同质化的方向性困境

　　军事改革也存在“多米诺效应”：一个国家军事率先转型成功，往往导致其他国家争相效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军事上的同质化竞争。美国国防大学前校长奇尔科特将军曾指出：“未来就是方向，未来就是希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对未来不清楚。”军事上追求“对称优势”是明智之举吗？从冷战看，美军最担心的是苏军搞不对称战略，美军最为顶尖的武器装备从来都不是苏军发展的重点。毫无疑问，当前美军转型已经遥遥领先。瑞典专家认为，在信息作战中，你必须处在领先地位，否则就得选其他解决办法。有人担心这场遍及全世界的新军事变革浪潮，仅仅是为“美国设计了一个在属于自己的棒球场上只有它自己可以玩的比赛”。美军之所以没有再在新军事变革上发出更多声音，是因为他们希望后发国家军队在传统发展道路上加大投入，继续追赶。在技术上已经远远领先的美军，与其比别人跑得更快，倒不如诱导别人跑错路。模式不是万能的，而每个国家军队面临的使命都是独特的。现在许多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拼命抵制西方，而现在则是跑去拥抱西方思想，而根本不去真正考虑它应该接受什么，代价又是什么。应该知道，所有已经存在的，都已过时；只有在创造未来这一点上，大家处于同一水平线。

　　“拿刀割自己肉”的主体性困境

　　改革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这无论从情感还是从道德上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割自己的肉下不了手，割别人的肉不忍下手。军事组织由于独立性、专业性与保守性等特点，“拿刀割自己肉”的困境更加突出。美国社会学家简诺威茨认为，军队是一种高度官僚化的组织，经常关注的是其独特生活方式和动作常规的永存。北约军事专家认为，对于防务机构（军队）而言，只要影响到其地位、职能和身在其中的人们的工作时，它们会拒绝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指望身处危机当中的人会为了推动革命性的变革而大声说出于己不利的观点、威胁自身生存的决策。从现实情况看，各国由军队自己主导的改革，要么会尽量扩大现实威胁，以阻止改革进行；要么迫于政治压力，转而谋求有利于自身的改革措施，甚至使割肉变成增肉；要么“拆东墙补西墙”，导致头越改越大、身子越改越小。美军在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推进改革，曾成立十几个称作“战略审查小组”的外部工作组，刻意避开军方干扰，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战争检验滞后的标准性困境

　　军事变革的成效最直接的检验是战争。美军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３次大改若干次小改的转型成果，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实践中不断完善，使其新军事革命能够按照理论—实践—修正—新理论的周期良性滚动发展。当今世界除了美国等国家有这样条件，多数国家军队改革没有战争检验机会。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军事改革真的成功了吗？没有战争检验，军事改革就没有权威说服力。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甚至连自己的作战对手都难以确定，改革多数只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由于没有战争检验标准，一些军事改革没有明确战略目标，内容模糊化，甚至过度泛化，什么都被冠以转型的名义，就是埋头走老路也说是转型，一些浮夸作风、形式主义、争功利近、“四马分肥”等不良现象随之出现。

　　利益群体同构化的变通性困境

　　军事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与利益有关。任何一种既有体制都会形成固有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成为改革阻力。各国军事改革实践充分暴露了这种利益藩篱阻碍的顽固性。比如，瑞士在军事改革中认为如今驮马用处不大，建议不再使用驮马，但由于利益集团施压不得不予以保留。20世纪80年代美军准备建立一个新型更有战斗力的旅级战斗组织，而美陆军在对现存旅进行缩编时，削减的却是战斗部队，还增加了旅级司令部，成了为老上校们争取职位的一场闹剧。利益同构群体的特点是有共享的利益来源，有影响决策的能力，有敏感的利益边界。这种利益同构化广泛存在于军事组织、军工复合体及与军队密切的相关机构中，当改革危及其利益时，他们会以自身方式不断影响、修改和调整实施方案，最终使改革偏离方向。匈牙利专家认为，一旦改革在最初阶段的实施偏离了原先计划的道路，就会加剧军队的一般性危机，并使原先规划的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无法实行并且完全跑题。

　　未耻先勇的动力性困境

　　军事变革最直接的动力是战争。不经过一场彻底的败仗，不会有真正改革的决心。战争与军事变革之间具有刺激—反应的条件反射关系。德军在二战初期的决定性胜利涤荡了徘徊在盟国中抗拒革新的种种陈规陋习。美军启动转型很重要动因是越南战败的震动及1980年伊朗营救人质中途夭折等军事失利的冲击。俄罗斯军队的“新面貌”改革与其在车臣和格鲁吉亚战争等军事行动直接相关。通常引起军事改革的原因有：国家的战略目标调整和国家领导层的政策重点发生变化；新威胁的出现；新型武器和作战行动方式的发展；依靠现有部队无法履行基本职能和完成基本使命；武器系统的加速过时等。但所有原因并不必然成为改革动力，中间需要由内而外的催化转化过程。在没有战争刺激情况下这种转化并不顺利。所以，一些军事改革是在没有内在自觉的情况下推动的，变革始终在表面进行，在武器装备的物质层面缓慢推进。还有的军事改革沦为政党争斗和笼络人心的工具，这些改革大多发生在政府换届和国防部长换任之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

　　体制自我膨胀的帕金森困境

　　军事变革最鲜明标志就是体制机制上的重塑重构。从一种军事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军事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带来理想结果，还可能遭遇体制自我膨胀的帕金森困境。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帕金森在长期追踪英国海军行政机构变化时指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也被称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现代军事改革中，这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帕金森循环并不少见，使得以追求能力和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却导致了效率低下。上个世纪初期英国海军规模不断缩小，士兵减少了31.5％，而行政人员却同期膨胀了近80％。除了体制自身固有特性外，各国出于政治上的平衡，常导致在废弃某些武器系统或能力时，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编制，另一方面又折中保留了老体制，使减法做成了加法。（汤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