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国不能按西方的路子来

　　中国治道没有西方那样的虚构前提，走的是“事实论证”的路子，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使“历史经验”在中国治道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国家治道，关键在顶层设计。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多学者是从“民主”“自由”“人权”等既定价值出发，通过人性、道德或者法治论证开路，以理想主义者自我“立言”。这个路子是西方的“比萨斜塔”，适合西方人登攀，而中国是“黄鹤楼”，中国人不适合登“斜塔”。也就是说，在中国走“比萨斜塔”的路子寻求国家治道，难以行通。

　　西方寻求国家治道，通常是从虚构前提出发，比如“天赋人权”，然后再围绕这个虚构前提进行所谓自由、民主论证。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理论论证”，容易完美，但不太实用。比如英国，有了君主立宪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约论思想，也才有法国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读洛克、孟德斯鸠的“论证”，“文美”令人惊叹，但实用起来就不那么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治道，有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其国情和特点，决定了不能按照西方的路子来。因为中国治道没有西方那样的虚构前提，走的是“事实论证”的路子，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崇尚的传统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得道，这就使“历史经验”在中国治道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政府组织形式以及赋税、兵役、选举等制度，均有着清晰的历史传承印迹。如在政府组织方面，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代的内阁制，都是对历史哲学和经验吸收与扬弃的产物。

　　历史是战略研究的可靠资料，是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古人云：“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没有历史的集体记忆，就难有现实的广泛认同。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有凝聚力。这样的凝聚力，是国家民族认同的“屋顶”，是发展之路上“核裂变”的基础。

　　舒炼同志撰写的《中国红——中国梦的历史书写》一书，坚持“中国味道”，采用“历史经验论证”方法，用历史说话，用事实说话，用材料说话，用典型说话，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解读得具体、实在、生动，形成一条“中国红”路线，新颖独特，耐人寻味，比那种空洞无物的“理论呐喊”更能吸引人，更能令人接受和信服，也更不会出现水土不服、“浑身上下”不舒服的现象，难得可贵，应予点赞。

　　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民族记忆，延续文化血脉，依托厚重的历史土壤，奋力展开未来腾飞的翅膀，努力在中国梦的广阔蓝天中翱翔，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和重任，我辈必须努力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