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长征途中的四个“最”

　　导读: 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陈云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级别最高：长征中唯一到军团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4年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朱德和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亲自约见陈云，当面交待了任务。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红五军团前身，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周恩来坦露了中央的意图：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做开路先锋，红八、红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周恩来还郑重地向陈云交待：“完成殿后任务时，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是赋予了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一下子就挑起这样的重担，确实非常困难。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在这危险的时刻，他更是毫不犹豫。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将以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责任最重：为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一起，率军团所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共6个团12000余人，从江西的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其后的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红军整个部队以甬道式开进，殿后部队每天要与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战斗，残酷激烈程度很多时候还要强过前卫部队。而生活供应物资却比前面部队差得多，缺吃少穿情况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军，随军带上了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医疗器械等笨重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这更加重了红五军团的负担。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可以说，陈云受命于党和红军十分危急时刻，又是在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万分艰难险阻的后卫部队担负最重的责任。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长征开始后，又因连遭挫折，离根据地越来越远，红军战士的情绪普遍不高，开小差的现象较为严重，部队减员很快。为了了解部队情况，掌握战士情绪，1934年10月20日，在长征开始的第三天，陈云便亲自来到红十三师，在与部队一起行军的过程中，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掌握战士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主持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干部会，“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与几个中心工作。15时以后，会始完毕。接着，即率领各团首长去石尾渡河点考察徒涉场。但路太远，到达时已17时了，不能再回去带队伍，只好派员通知司令部转各团，叫他们直接到徒涉场”。11月4日晚，当红五军团行军至湘赣粤边境时，针对一部分江西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而开小差的情况，陈云再次来到红十三师，及时召集各团政委、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陈云与该师指战员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地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一直到11月15日，红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部。

　　在艰苦的阻击战中，陈云连续指挥作战，“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也经常吃不上饭。一天，陈云路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七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给他弄来了鸡汤煮挂面，使他在极度困乏中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餐。这件事陈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恰好遇上了来组织部办事的谢良，硬是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一顿从苏联带回来的马肠。

　　战况最险：一封“十万火急信”救出红军一个师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讯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点多，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大义”最“明”：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唯一一人

　　在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两个多月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为尔后他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使之结束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月上旬，红军挺进遵义后，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6位委员之一，“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陈云曾在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笔者查遍了遵义会议20名参会者的回忆录和自传，陈云是在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持此态度和主张的唯一一人。1983年12月31日，萧克将军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题词：“遵义会议明大义，红军长征得指南。”而陈云则是当时遵义会议参会人员中“大义”最“明”的典型代表。

　　同时，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经历，还为他后来在长征中出色地履行军委纵队政委、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政委、金沙江渡河司令部政委等一系列军职，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并得到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尽管在长征以前毛泽东对陈云并不了解，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尽管由于中央安排的特殊使命，他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他奉中央之命离开红军队伍，赴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但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这足以证明陈云在长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