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人物：记蔡威对中央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

红军中神奇的顺风耳

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

红军长征过草地

“四渡赤水”旧址　　

　　1935年1月4日，蔡威领导的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在组织和战略上作了重要的调整。关键时刻的电文，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帮助中央作出正确决策的作用，取得了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关键性胜利。

　　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在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做出了重大贡献。

　　蔡威破译密码的独特建树，对中央红军的技侦同行有很大的启发，并且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料中最新发现了蔡威在红军长征第一次过草地时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1935年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电台侦悉，敌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并派一个师增援。党中央决心发起包座战斗，并根据技侦情报作了精心运筹利周密部署，红军冲出草地。

　　在红军中有一位威名显赫、战功卓著的“顺风耳”，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员二局局长蔡威。闻名于世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好的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和卓越的领导者，对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对中央红军长征是否有贡献?蔡威和毛泽东见过面吗?很多人对此颇感兴趣。

　　本文拂去烟尘，揭秘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影响决策的关键电文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因中央随军行动，又称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称号)长征后没几天，蔡威领导的二台就通过侦听敌方的电台获此消息。此时，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25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形势相当严峻。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时局的变化。于1934年11月上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部队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南发展，主要打击胡宗南部，使川陕革命根据扩大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时“指出，中央红军的大举西进，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明确地表明了对转战中的中央红军的关注与战略策应。

　　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援助。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一文中写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艰难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央红军退到贵州境内，中央从红四方面军那里获取的重要情报表明，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途中，蒋介石已经埋伏了重兵。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做出了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重大军事决定。

　　1935年1月4日，蔡威领导的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6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说太有价值了。

　　1935年1月15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在组织和战略上作了重要的调整。

　　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原打算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蒋介石根据空中侦察，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以重兵加强了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线，中央红军入川计划受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2月7、8日，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开会，决定暂时放弃原来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2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古蔺白沙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定停止向北发展，而改在川黔滇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就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艰难困苦时，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连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虽然中央红军迫于形势的压力，又暂时放弃了向川西北发展，而改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仍然依照原来的建立川陕甘边的战略计划，1935年3月28日发起了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剑阁、中坝等天险和战略要地的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使红四方面军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刘湘四处抽调兵力、调整部署，重新建立防线，堵截红四方面军向川中盆地发展。为建立新的防线，重新组织会剿，蒋介石不得不在已有的部队中重新调整，共抽调了其精锐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以及杨森、刘文辉、刘湘、邓锡等人的部队镬8万兵力，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正在“四渡赤水”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鉴于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的重大战果，为中央红军进军川西北打开了道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再次修改前进方向。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寻甸县鲁口峭村召开会议，决定再次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从1935年5月3日到9日，强渡金沙江，成功地进入川西南，一、四两大红军终于会师。

　　关键时刻的电文，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帮助中央作出正确决策的作用，取得了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关键性胜利。

　　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人们所熟知的歌词，四渡赤水也是毛泽东本人称为平生的得意之笔。那么此战“奇”在什么地方?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已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之外，还得益于什么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在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为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也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敌军，于1935年1月19日 至5月9日先后四渡赤水，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演绎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提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从电讯侦知：中央红军已经剩下不到3万，而且陷入四面围剿之中，在黔、滇山区飘忽，方向不定。”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同志回忆说，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之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蒋军的密码十分难猜，开始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出一部分字，经过逐步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军的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后，由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这样提到：“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敌人的疯狂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天天都必须行军作战，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敌军的电台。此时，红四方面军以蔡威为主的二台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红一方面军到宿营地，红四方面军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这些史实都充分映证了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所做的重大贡献。

　　向中央红军同行传经送宝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任红一方面军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回忆说：“他(曾希圣)知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他(曾希圣)和王诤介绍了中央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的建立发展情况，长征以来对敌无线电侦察的体会。特别是遵义会议党中央纠正军事上‘左’倾错误的情况;蔡威也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的建立与发展状况，并且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无线电侦察的体会。”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总参三部政委陈福初将军，当时在蔡威领导的二台工作，后任红军总部二局第三科(译电)科长，他回忆到：“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来了三位客人，是从一方面军来的。他们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和曾三同志。他们四个人边喝茶边谈心，有说有笑，很是融洽。蔡台长介绍了四川军阀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胡宗南密码的破译情况，还谈了甘肃鲁大昌的密码等。他们听得很仔细，直至五点左右客人才走了。”“第二天，他(们)三人又来了。仍是蔡台长介绍情况，主要是红四方面军通信、电台和原川陕根据地情况。王诤、曾希圣讲了遵义会议和长征途中的情况。在这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都谈情况。”刘昆是蔡威的勤务员，后任宣化通讯学校负责人，五十年后对这次会晤印象仍然深刻：“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一连畅谈了三天三夜……他们无所不谈，然而更多的还是交流各自侦察破译敌军电台密码的工作，谈得很兴奋，很热烈。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打水做饭。”

　　这是蔡威同志和中央红军技侦同行的会晤。互通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交流经验，三位当事人中曾希圣和陈福初都具体的提到，蔡威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无线电侦察的体会。胡宗南是蒋的嫡系部队，一直在追剿红一方面军，蔡威研究并破译了胡宗南的密码。四川军阀众多包括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邓锡候、田颂尧、刘湘等，蔡威对四川各派军阀的密码了如指掌，这些军阀部分参加了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正是蔡威研究过的甘肃军阀鲁大昌管辖的地盘。蔡威破译密码的独特建树，对中央红军的技侦同行有很大的启发，并且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威和毛泽东见过面

　　在征集蔡威的资料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蔡威见过毛泽东吗?从常理来分析，能与毛泽东同志见面的机会只能是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到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一部率队北上这段时间。但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央高层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史称“北上和南下”之争。

　　我们走访过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他们从未提及蔡威见过毛泽东。最近，资料中最新发现了蔡威在红军长征第一次过草地时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尤为珍贵。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李永悌将军1993年回忆到，“1935年8月第一次过草地时，徐向前、陈昌浩见到蔡威同志，就招呼他过去。蔡威同走到那里也蹲下，和他们一块说起来。就在他们说话之间，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他穿一身旧的军装，高高的个头，瘦长的脸，留着很长的头发。在他身后，有一个警卫员和两个战士抬着一副空担架，还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徐向前、陈昌浩、蔡威同志发现来人，都站起来迎过去。那人先伸出手打招呼，到了跟前，又是握手又是问候，然后并肩向土坡上走了几步，便蹲在那里说起话来。看到这场景，我们就猜想这位干部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不然的话，徐总指挥和陈总政委是不会那样的。过了一会儿，蔡威回到我们这边。‘台长，刚才那个人是谁?’有同志问。蔡威说：‘那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

　　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左、右路军北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右路军和徐向前、陈昌浩、蔡威他们一起过草地。在不到一周的草地行军中，蔡威和毛泽东见过面了。

　　破敌密电，红军冲出草地

　　193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四、三十军组成)，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团胡宗南部发现红军已通过草地，马上派第四十九师进入包座进行拦截。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须消灭驻守在包座进行阻拦的敌人。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电台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已经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地势险要。敌军在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为解除红军右路军的侧翼威胁，开辟前进道路，党中央决心发起包座战斗，并根据技侦情报作了精心运筹利周密部署。包座战斗前，右路军过草地殿后的红二军还未跟上，开路的红一军又相当疲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经过同政委陈昌浩研究，赶到毛泽东住所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以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毛泽东听后，对徐向前的建议后马上表示赞许，当即下定了以围点打援战法，歼灭包座守敌的决心。

　　8月29 日黄昏，包座战斗开始。红三十军的一个团经一夜激战，扫清外围据点，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并退入人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红三十军进攻包座敌碉堡时，主力埋伏在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打援。果然，8月31日下午3点，当敌第四十九师三个团全部进入预设口袋后，红军马上对敌发起总攻。第八十八师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三块，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在枪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战士近战接敌，主要以手榴弹、人刀片拼杀，一小时后便将敌先头团歼灭。残余敌人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顽抗，双方形成反复拉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红三十军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宣传队、炊事员、马夫都提枪参战。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来援部队大部被歼。这一仗，敌第四十九师被毙、伤、俘5000余人，主力被歼后其后方部队逃跑，丢下七八百头牦牛及骡马，这些正是刚过草地的红军所急需。包座一仗实现了原定的攻坚与打援的双重目标，缴获的大量粮食、弹药和牲畜也解了红军燃眉之急。

　　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仗胜利不仅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进军甘南的障碍，为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包座战斗，蔡威功不可没。让毛泽东同志再一次记住了蔡威这个名字。

　　追风听风捕风者叫蔡威，福建省宁德市人，1926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长征即将胜利前夕不幸病逝，时年29岁。蔡威生前工作单位———总参三部在2008年1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信中这样写道：“蔡威同志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情报事业的开辟、建设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围剿’，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对红军中的“顺风耳”蔡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准确定位和高度评价。(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