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被误用的一份张国焘长征闹分裂电报

　　一、究竟是“听”还是“不听”

　　红军长征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时，张国焘曾发出一份企图扣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的电报。这份电报常常被许多著作错误引用。事情是这样的：

　　1935年9月8日上午9时，右路军总指挥部的陈昌浩、徐向前鉴于左路军的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当时决定的北进方针，向张国焘发出急电：“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1）当晚22时，张国焘复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2）随后，张国焘又电令左路军的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往——引者注）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3）

　　就是这一张国焘给詹才芳的电令，许多重要的著述在引用时，都对电报内容作了关键性的修改。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的《毛泽东传》间接引用道：张国焘“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4）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王稼祥传》中的说法也完全相同（5）。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的《叶剑英传》有所不同，在直接引用中加了个“不”字：张国焘电令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6）

　　上述重要著作在引用张国焘的这份电报时，都加了个“不”字，意思变得完全相反。究竟这样改对不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对这份电令的执行结果，即：蔡树藩究竟有没有被扣留？如果被扣留，究竟是因为他“听”还是“不听”？

　　二、把“听”误改为“不听”，原因在于不了解军委纵队的北上路线

　　这么多重要的著述在引用这份电报时都把“听”改为“不听”，也许是源于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蔡树藩如果“听”张国焘的命令自然安全，如果“不听”则可能被扣留。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对张国焘的这一命令，当时蔡树藩如果“听”了，就会在劫难逃；惟有“不听”，才能避免被扣留的危险。众多的重要著述之所以增添一个“不”字，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张国焘发出这份电令的意图，以及军委纵队当时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

　　如果把命令按照“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来认定，那么当时正在率部北上的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就只有两种结果：如果“听”，那他及其所部就会南移马尔康；如果“不听”，那就会被“扣留”。这样，不管蔡树藩“听”还是“不听”，都不可能参加中共中央随后举行的俄界会议。然而事实是，蔡树藩参加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俄界会议。（7）可见蔡树藩既没有因为“听”而南移马尔康，也没有因为“不听”而遭扣留，而是与中共中央一起北上并参加了俄界会议。这就足以证明把“听”改为“不听”是错的。

　　那么怎么正确理解“听”呢？关键是必须了解当时左、右两路军具体的北上路线，因为当时的军委纵队也已经一分为二。

　　三、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组成与军委纵队的北上路线

　　据《彭德怀年谱》1935年8月8日记载：“中革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组成左右两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齐头向甘南进军。”（8）地图显示，马尔康、卓克基、梭磨、毛儿盖等地理位置基本是一条从西向东的水平线。所谓左路军，就是由卓克基西经马尔康，再北上阿坝。所谓右路军，就是由卓克基东经梭磨、毛儿盖，再北上班佑，目的是“齐头向甘南进军”。当时军委纵队司令员是邓发，政治委员是蔡树藩，随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军委纵队分别由蔡树藩和邓发率领。（9）

　　当时跟随右路军的军委纵队包括政府机关、银行、辎重、医院等非战斗部门，跟随左路军的“军委纵队一部”主要是医疗部门。据当时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回忆：“1935年夏天，我随部队长征到川北下打鼓。”“我被调到总司令部去了，因此暂时离开了毛主席。”（10）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在左路军，总医院随之行动合情合理。那么当时这些医疗部门又在哪里？8月19日，朱德、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出查理寺、班佑问题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说：“尽量掩护医院移康猫寺，将来由壤口进至查理寺，再决北进道路。”(11)可见总医院当时还未到康猫寺，而且还未决定走哪条路北上。地图显示，康猫寺、壤口等地是一条经梭磨后可以北上的道路，表明左路军在北进时并非一路纵队，而是兵分两路。这样不仅安全，也能加快行军速度，还便于筹粮。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朱、张率领左路军北出阿坝后，在右路军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召开毛儿盖会议。鉴于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在会上建议改变夏洮战役的计划，决定“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12)。由于朱、张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因此8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要求在阿坝的朱、张停止北上迅速东移：“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13) 8月30日，正在阿坝的朱德、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的电报中命令：“梭磨、康猫寺彩病速运完。”(14)这就是说当时的总医院就在梭磨、康猫寺一带，率领军委纵队一部的政委蔡树藩也在这一带。于是张国焘才电令詹才芳往“梭磨、康猫寺路”向蔡树藩传达命令。

　　四、张国焘拒绝北上的借口与企图扣留蔡树藩的用意

　　左路军奉命改向墨洼前进，左翼从阿坝东进，右翼则由康猫寺、壤口北上。仓促改道，粮食缺乏，路途艰难。朱德、张国焘在8月31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说：“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14号才能到班佑。”(15)当时集中在左路军的大小医院10余所，集中了中革军委主要的医疗技术力量和医药器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为了伤病员与医疗部门“免致抛弃”，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在9月1日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改变了8月24日的命令，建议张国焘先回毛儿盖，然后循中央走过的路线北上。也就是说，正在阿坝的左路军要走回头路，先南下卓克基，再东进毛儿盖，然后北上班佑。张国焘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新建议，依然按照毛泽东8月24日的命令从阿坝直接东进墨洼。9月3日，张国焘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由于在墨洼被暴涨的嘎曲河水所阻，“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以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并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16)

　　这些其实只是张国焘拒绝北上的借口。据当年跟随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嘎曲河边的老红军罗通回忆：当时一场暴雨使嘎曲河水猛涨。前面报告，队伍过河有困难。这时，朱德、张国焘都到前面去看，罗通也跟着他们到了河边。当时朱德说就地休息，明天可以过河。张国焘却拖着长长的尾音调子说明天未必可以过河。罗通认为，俗话说易涨易退山溪水，嘎曲河是黄河源头一小小支流，头天涨水，第二天可以过。第二天又下了一场雨，罗通随前卫部队趁河水没有涨满先过了河，但是总部没能过河，本来再过一天是可以过的。（17）

　　张国焘企图扣留蔡树藩所部，与张国焘拒绝北上有直接关系。张国焘西返阿坝后于9月8日向右路军总指挥部发出南下的电令，却发现蔡树藩所部竟然继续北上了。对此张国焘极为不安，如果蔡树藩所部都能够渡嘎曲河北上，张国焘率领的红军主力又岂能被河水阻挡？他拒绝北上的借口自然也就昭然若揭。考虑到蔡树藩有自己的警卫，张国焘就耍了个诡计，“飞令”正在经梭磨北上的蔡树藩所部“移到马尔康待命”，实质上也就是全部调头南下到马尔康。

　　电令中的“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就是说蔡树藩如果听命改变北上路线，率部南下马尔康向张国焘靠拢，则在马尔康将蔡树藩扣留。因为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已经命令四方面军的两个团进抵卓克基和马尔康地区，足以对付蔡树藩的警卫部队。张国焘很清楚，只要阻止蔡树藩所部与中央会合，右路军一时就难明真相，张国焘自然也就能维持无法北上的借口。当然，张国焘也估计到蔡树藩未必听命，因此用了个没有把握的假设词“如”。由此可见，如果蔡树藩“不听”命令继续北上，张国焘也就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单靠送达“飞令”的传令兵是根本无法对蔡树藩加以“扣留”的。所谓“飞令”，就是当时红军部队如果在行进中未及架设电报或电话，遇到紧急情况就必须采取飞马传令的方式。

　　蔡树藩没有理睬张国焘要他南下的命令，也就是根本“不听”，因此才没有上当受骗，而是坚持北上，顺利渡过嘎曲河，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与中共中央会合。蔡树藩所部是在张国焘发出南下命令后，左路军中唯一坚持北上并顺利与中央会合的队伍。蔡树藩出席了俄界会议，其本身就是对张国焘所谓河水挡路无法北上借口的有力揭露，也势必对会议统一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了解了张国焘阻止蔡树藩所部北上的目的，以及在马尔康对蔡树藩下手的企图，弄清楚了当时蔡树藩所部所在的位置，也就明白了在张国焘命令扣留蔡树藩的电报中“如其听”的真实含义。那份原始的电报档案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脱漏一个“不”字。

　　(后页为文章注释部分)

　　【注释】

　　（1）《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

　　（2）《红军长征·文献》，第666页。

　　（3）《红军长征·文献》，第669页。

　　（4）第374页。

　　（5）第241页。

　　（6）第186页。

　　（7）参见姜宣华：《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9）参见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0）傅连暲：《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11)《红军长征·文献》，第632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7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8页。

　　(14)《红军长征·文献》，第650页。

　　(15)《红军长征·文献》，第652页。

　　(16)《红军长征·文献》，第659页。

　　（17）参见《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版，第11章《从川康边到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