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官兵用行动宣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巡逻结束时，边防人“展国旗”的时刻。李斌/摄（资料图片）

    编者按  这是我国西藏边境最危险的一条边防线，30多年来已经有14名官兵牺牲在巡逻途中。

　　关于冒险，世界上存在许多说法：有人说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因为山在那里”。但六连官兵的冒险则是出于一种职责——战士们必须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向世界宣示我们的主权。

　　在文中，你可以看到年轻战士被卫国责任激发出的英雄气概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事迹。这其实是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他们的身世那么普通，他们的出现那么偶然。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奇妙地揉合在了一起。

　　平凡的意义在于，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包括你我。这催人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普通人是否还要追求崇高？注重个性的时代，该怎样对待社会责任？欢迎来信讨论。

一

　　现代文明一定是吃尽了苦头，才走到我国西藏边境这个叫“陇”的地方：2018年第一个月，在爱迪生发明电灯近140年之后，这里的灯丝终于接入了国家电网。

　　对于4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来说，陇只是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嵌在一道不可忽视的屏障上：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约两万公里长的边界线，占陆地总边界的9/10，而它所拱卫的部分属于另外的1/10。猿猴在崇山峻岭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泥土，牵扯着两个大国的相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走到这里扎下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诞生了11年，西藏自治区则要再等几年才会设立。

　　这支戍边队伍如今的一名晚辈看过这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剧中的“守夜人”角色，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也不会到处去说。”这个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英国军官贝利1913年接近过陇这个位置，但他的笔记注明他并没有到达。他的同伴曾用“西藏最后一村”形容周边另一村落。

　　刘东洋来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这是道路由原始向现代的又一次换代。

　　今天的驻军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团。第十七任团长谷毅记得，过去道路只容一车通行，两车会车需要一方退到宽阔的位置，悬崖边倒车几公里是常有的事。一辆卡车曾翻下悬崖，造成9人遇难。

　　谷毅不怎么费力就能说出许多有关道路的深刻回忆，比如大雪封山，将人困在山中数月走投无路。他见过封山之苦：一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

　　“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里这样说。

　　二

　　对生活在陇的边防官兵来说，特殊的边情时常提醒他们，自己置身于真正的边防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刻在山南军分区大门两侧，门内第一块石头上则是5个大字：“站在最前线”。

　　陇这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安静，这里的夜晚适合孕育“铁马冰河入梦来”式的梦境。距离宿舍10米以内是水声隆隆的甲曲河，河流的喧嚣和雪山的沉默在士兵的床头对峙。

　　“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也是在守卫边疆，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今天，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

　　他们开饭前经常合唱的歌是《当那一天来临》。没有人期待“那一天”真的到来，或者说，他们今天厉兵秣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三

　　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陇也在缓慢进化。

　　没有人比杨祥国对此更有发言权。他是这里的“活化石”，还没人像他一样在这“崖壁下面巴掌大的地方”生活了这么久。

　　杨祥国17岁那年从重庆来到这里服役，多年后他因背疼去了医院，发现身高矮了1厘米。医生说是由于长期负重造成脊椎下陷。医生不敢相信他的年纪，告诉他这种症状最早会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出现。

　　今天，34岁的杨祥国已经接受自己拥有五六十岁的脊椎。他甚至笑着解释，人类脊骨像是弹簧，而他的那条“弹簧”一直被重物压住，没怎么松过，缓冲的间隙小于常人。

　　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连队的巡逻线最苦，也最险。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

　　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留下最多脚印的是个头不足1米7的杨祥国。

　　杨祥国后来成为部队里一位著名的开路先锋式的人物。他走过最多的巡逻路，多数时候，他都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

　　他负责开路。在这里，他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

　　一条路曾统计出200多处危险路段，但杨祥国说，数字永远无法精确——这一次是坦途，下一次就可能变成天险。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必背的还有高压锅、汽油、大米、蔬菜、罐头和火锅底料，否则体力难以为继。

　　杨祥国因饭量大得名“杨大碗”，但他不敢多吃，经验是吃八分饱，以便赶路。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是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

　　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又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

　　营长余刚解释，不常走这种路，脚指甲会很快充血、顶起，连续五六天就会脱落，“十指连心”地疼。

　　杨祥国被称为“巡逻王”，但他也免不了濒临崩溃。他形容，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最长的连续行军会从凌晨两三点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前人的脚后跟，机械地移动。

　　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需要人抱着走过危险路段。走着走着，一些狗没再回来。

　　一年前入伍的程金虎原计划到飞机上做空少，他大专学历，空中乘务专业，可惜英语不过关。他在成都销售过广告牌位，父母希望他去政府部门谋职，但他认为自己身为独子，需要一些锻炼。

　　然后，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有些地方如果你脚一打滑，基本上就回不来了，下面都是几十米、几百米的深渊。”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峰山、老虎嘴、绝望坡，这些非正式的地名出处已不可考。绝望坡最好是埋头去爬，抬头看一眼都会失去勇气，“越看越没力气”。刀背山山脊只有沙发椅那么宽，侧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渊。

　　最受欢迎的地方，无疑是卧在河里的一块“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离宿营点不远。“我们叫它‘诺亚方舟’。”杨祥国解释，“你看到那个‘诺亚方舟’，就相当于看到希望了。”

    四

　　当一次巡逻终于完成，远远望见平地，有经验的军官会转过身，退着下坡以保护膝盖，毛头小子则恨不得一步冲下去。

　　踩到平地的瞬间，用从大学休学入伍的士兵李声松的话来形容，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力气全回来了，生出“还能再走上几十公里”的错觉。

　　余刚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感受：双脚本来疼得火烧火燎，也许正在流血，踏上平地时痛感像是突然消失了。“就像打仗一样，接近胜利的时候，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人的战斗力是空前的。”

　　但只要往车上一坐，他就立即感到人要“散架”了。

　　连队会提前杀猪等候。巡逻归队是与重大节日并列的值得杀猪的事情。据余刚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巡逻时常饿肚子，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巡逻都经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每一次归队都相当于一次凯旋，值得犒劳。

　　虽然这些人露营时总是发誓说回去头一件事要“吃点好的”，但真正面对满桌饭菜，总有人抢着去冲澡——归队时，他们自腰部以下全是黑泥，迷彩服的花纹都已分辨不出。

　　几年前，一群从北京来出差的部队干部在门口等候他们。一见面，年轻的士兵看到这些“首长”当场哭了起来。余刚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正在这里探亲，他看到女首长们一边哭一边掏出在拉萨买的首饰，直往他妻子手里塞，“嫂子你辛苦了，你拿去，你在这儿不容易，我们回拉萨再去买。”

　　从最长那条巡逻路返回，有些人会瘦好几斤，刘东洋比较清楚这一点。他受过高等护理教育，在连队做了卫生员。

　　他与这里的伤痛打过很多交道。途中扭伤，就地用山泉冰一下，严重的打上封闭针。名叫山虱子的小蜱虫制造的麻烦不小，要用镊子轻轻拔出，以前有过发现不及时而导致手术的先例。一些伤口在巡逻结束后才会被发现。余刚某次摔过跤，多日后感觉手掌有异物，挑开看到里面已经化脓，肇事者是比米粒大一点的碎石。

　　风湿是相当普遍的职业病，不难理解：一路上浑身湿了干干了湿，有时人一觉醒来发现帐篷进了雨，而自己正躺在水里。

　　杨祥国庆幸没患风湿。“我就一个‘脊椎下陷’，其他还好，嘿嘿。”

　　他身上共有21处“光荣疤”，它们从他第一次走上巡逻之路开始积攒。新婚之夜，他曾羞于让妻子看到自己的身体。

　　所有问题中，脚底的水泡因太过平凡而常被忽略，正常程序是用针挑破，消毒敷药，但人们更多是找个树刺扎破，或者忍住不去处理——不想影响赶路，更不想经历把背囊放下再背起的过程。

　　“背的东西太重，重新站起来太消耗体力。”余刚说，一般休息不会超过5分钟，因为低气温下停顿久了肌肉容易僵硬，加大抽筋的概率。

　　那么，什么是休息？

　　这位老兵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着粗气，双手撑在膝盖上——这就是休息。

    五

　　如果换个心情，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头顶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每个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1984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古怒是杨祥国的重庆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余刚当时正在昆明参加军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人没了”，他接到电话。他第一反应不是古怒，是“最不听话”、令他最不放心的一个兵。

　　是过桥时出了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

　　泥石流并不稀奇。“走着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下来了。”余刚说，“最好站在原地，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滚）。”

　　但这次来不及了，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远，人们找到他时，他仍有意识，但颅内出血，伤得很重。他死于归途。

　　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人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他还提议，这次回来，大家要开个小火锅，“烫个菜”。

　　最后的痛苦挣扎中，古怒力气很大，抬他的两个人也差点出事。那天带队的连队指导员殷永飞事后告诉余刚，如果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飞下去了”。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余刚当时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

　　“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有时，余刚会在古怒墓前对新兵感慨：“看看我们古怒，永远在这个地方了。”

　　除了余刚和杨祥国，与古怒有过交集的战友都已离开了这个连队，但这个小个子仍常被提起。新兵来时要认识他，老兵走时要向他告别。17岁的新兵匡扬武记得，他们报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给古怒扫墓。

　　为表心诚，扫墓时每人自掏腰包买点祭品。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水果、饼干、鸡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乐，酸奶要插上吸管。无论是否抽烟，人人敬三支烟，香烟插在旧弹壳里固定。

　　余刚还会拍下照片，发给古怒的家人。驻军始终与重庆这家人保持着联系。杨祥国与4位退役者多年来有个约定，只要他休假回重庆，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亲最初连续三年来扫墓，2015年又来过一次，向众人分发了她亲手做的鞋垫。儿子出事10年了，她仍坚持到遇难处祭奠，拉着团政委杨守宝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等到回归平静，人们听到她说：“我养了个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