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卡尔逊为何要“复制”八路军经验

　　余戈（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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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冬，卡尔逊第一次来到华北敌后战场考察，由作家周立波陪同并任翻译。从山西临汾到河北阜平，先后结识了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主要将领，并与他们深入交谈，试图了解八路军所擅长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方法”以及“指导士兵行为的准则”。此时，八路军刚刚开抵战场不久，虽然卡尔逊错过了轰动一时的“平型关大捷”，但却从这支正在敌后“生根”的队伍中看到了很多新气象。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临汾，卡尔逊首先看到的是朝气蓬勃的八路军“学兵队”，感受到了他们“相当热情和同志式的”气氛。在由北向南上千英里的挺进中，他一度与近600人的警卫和游击干部学校学员同行。在穿越正太路日军封锁线时，32个小时行军58英里，最初的43英里只用了20小时，且无一人掉队。途中，卡尔逊凭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练就的体魄，才勉强能跟上队伍，令其惊叹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938年春，卡尔逊来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着重向卡尔逊讲述了中共关于抗战和建国的主张。此后，卡尔逊从延安出发，开始第二次华北敌后战场之行。毛泽东安排了刘白羽（作家）、欧阳山尊（剧作家）、金肇野（新闻工作者）、林山（诗人）、汪洋（摄影家）五位“新中国的青年人”陪同，并由欧阳山尊任翻译。在此次旅行中，他先后与邓宝珊、马占山、贺龙、赵承绶、聂荣臻、彭真、吕正操、徐向前、邓小平、沈鸿烈、范筑先等国共双方的将领和官员会晤，试图在“敌人后方的整个地区”，了解“人民运动的潜在力量”以及“国共统一战线的实际程度”。

　　在两次考察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卡尔逊又在第一时间来到前线观战。返回汉口时，他曾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交谈，法肯豪森对国军在台儿庄没有继续进攻以扩大战果表示极其失望。对此，卡尔逊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力量蕴藏于时间和幅员辽阔的国土，巧妙地运用这些因素，中国将能延长战争，减少军事力量的较量以适应经济耐力的基础”；而“有远见的政策一定是防御性的，不断地消耗敌人，使敌人在占领的漫长战线上耗尽他们的力量，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却会完整地保存下来。”与法肯豪森和史迪威不同，卡尔逊不认为西方人认同的战争原则就一定适用于中国。他比较接受“中国的战争”这一特殊性。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努力，让卡尔逊看到了其前景。他认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是在八路军身上，它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应予推广的榜样。他说：“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更加广阔的方面。山西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中国的所有地方。”他归纳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手的军队。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像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

　　如果说，以戴维斯、谢伟思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官，及以斯诺和白修德为代表的美国记者，能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看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优长，似乎还有着“文人”丰富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像卡尔逊这样的“纯牌”军人，目光却能超越八路军明显的“物力”之弱，而看到其“内力”之强，并以此断定这支军队大有希望，这无论如何有些不可思议。对此，斯诺曾经评论说：“1938年，除史迪威外，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