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的诘问：为谁而活怎样活着

　　“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思想，那么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他总会想到自己的死亡。”托尔斯泰这番话，源于他见证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世，对生离死别有了痛入骨髓的体验。

　　清明时节，缅怀先烈时郑重思考死亡，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显然不是多余：为谁而活，怎样活着。

　　生命诚可贵，生命只有一次。在迁移散葬烈士墓时，我们常常会发现一块破碎的小镜子、一段窄窄的小花布，有时还会有一杆旱烟袋、一枚小印章。不难想见，他或她生前，该常常照一照小镜子，看一看青春的面庞；扎一扎秀发，甩一甩活力四射的马尾辫；抽一抽旱烟袋，吧嗒着嘴想一想远在家乡的爹娘；如果是文化人，可能还会写一副字，画一幅画，盖上印章，送给自己悄悄喜欢上的那位姑娘……

　　然而，危急关头，他或她却义无反顾，甚至想都不用想“会不会牺牲”，便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冲上前，豁出去。

　　几桩发生在战争年代的往事，至今想来让人心痛。

　　“死无葬身之地”，常常作为一个贬义词，特指惨死或严厉的惩罚。濒临绝境时，牺牲者又何来葬身之地？军史专家考证，长征途中，红军三大主力近万人牺牲在雪山上，尸骨大多就地掩埋，来不及掩埋或无法掩埋的情况时有发生。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军一支精干的小分队，重新进入四川松潘草地，泥泞的草地上仍布满了累累白骨和生了锈的刺刀、铁锅、马灯……

　　幸运的是，红二、六军团在滇西北的中甸藏区碰上了好心人。红军不住寺庙、不扰藏家，义举感动了藏族群众，一些藏族老人主动走出来为牺牲的红军官兵收遗体：老红军的女儿刘江波在《信仰的追问》一书中感叹：“每当海螺呜呜、柏烟袅袅，铃声摇动、诵念声起的时候……红军干干净净的灵魂就被‘神鸟’带入了神圣的天国。”

　　战争的惨烈，常常会制造失踪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例子并不鲜见。

　　1951年，一位名叫刘敏的小伙子从重庆来到东北，参加新组建的人民防空军，次年开赴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他的未婚妻张惠峰同他一起赴朝，当时她在团指挥连任指挥排长，他任通信连连长。两人相约：战争一结束，就回家完婚。

　　残酷的战争中，两人失散了。战争结束回国后，刘敏辗转寻找张惠峰，往她的老家、老部队去信，苦苦询问相关情况。为了她，刘敏多年没成家。后来，在战友劝说下与一位战友结合了。夫妻二人又一起继续寻找张惠峰。几年前，刘敏老人曾哽咽着说：“如果，如果她还活着，就是见上一面也了却一桩心愿。如果她残废了，我愿意养她一辈子。如果她牺牲了，我知道个准信儿也好啊！”

　　伏契克说过：“为了争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那些英勇牺牲的先烈，何止是一尊尊石质的雕像！他们分明是一颗颗启明星，追求光明，战胜黑暗，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就像诗人艾青赞美的那样：“被最初的晨光照射/投身在光明的行列/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

　　前不久，中韩双方共同举行仪式，韩方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共36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英魂归来，浩气长存！

　　回望当年，藏族同胞之所以主动为红军官兵收遗体，因为他们心怀敬重和敬佩。敬重那些生前高扬的头颅，敬佩那些永不屈服的灵魂。

　　回望当年，失踪者之所以失踪，因为他们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令人景仰的是，他们主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永远为人民利益而战！

　　仰望天空，启明星之所以启明，因为它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中，始终“投身在光明的行列”“期待着太阳上升”。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