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联合作战三次转变 首提“全球一体化作战”

　　在战争形态演变与技术发展驱动下，“联合”已逐步成为美军提升战力的基本途径，但其内涵却经历过三次重大转变——

　　联合作战，本质是整体作战，是指通过对诸军种力量的优化组合，能力互补，达成1+1>2的效果。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场上，任何单一军种都难以“包打天下”，联合作战已是大势所趋。在二战中确立军事领先优势的美军，其联合作战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代“联合”——

　　“军种代理”体制下的军种“整合”

　　二战结束后，美军于1946年颁布了《司令部计划纲要》，相继组建了七大地理司令部和两大单一军种司令部 ，并按利益均衡原则构建了“军种代理”体制。此后，又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正式设立了参联会、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并在各战区之下相继组建了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初步形成了军兵种齐全、任务分工明确的“联合”组织架构，奠定了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军种主导”仍是美军“联合”文化的本质特色。美军于1956年颁布的《联合司令部计划》就明确规定，“除特别授权外，联合司令部司令不得直接指挥军种组成部队或下属部队。”

　　美军于1958年构建了军政军令分离体制，从法律上废除了“军种代理”体制，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在作战指挥链中的主体地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军种参谋长仍可利用自身权力，特别是通过掌控军官的晋升考核等重大人事权，来架空参联会主席和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暗中操控参联会、联合参谋部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运作，甚至干预前线作战指挥，导致这些联合机构沦为“联而不合、统而不一”的“空架子”，在实战行动中只能扮演“协调人”而非“主导者”的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曾直言，“当地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凡事都要经过我们（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

　　这种体制本质上是以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战争为着眼点，但在应对规模、时间、范围和强度较小的有限战争时，战场指挥官却因指挥权限不足、军种暗中操控过度，难以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灵活调整作战计划，进而导致美军实战中出现令出多门、指挥混乱的现象，这也是造成美军在越战和伊朗“人质门”事件等行动中战场指挥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像越战期间，美军轰炸机要同时听命于4个互不隶属的司令部指挥。这些弊端也为美军日后的联合作战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