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抗日神剧：塑造好我们的敌人

　　在“手撕鬼子”、“裤裆里藏手榴弹”等“抗日神剧”充斥荧屏的当下，当我阅读《最长的一天》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我找到了“抗日神剧”之所以广受诟病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在写好我们自己的同时，必须尊重历史，超越仇恨，把敌人也要塑造好。

　　黑格尔在分析《荷马史诗》的英雄人物时曾经提到，“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成熟的标志就是能够把每个角色都当人写，不管是所谓“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

　　为撰写《最长的一天》，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查阅了浩如烟海的美、英、德三国报刊，研究了大量已公开和尚未公开的文件档案，其中包括德军将领冯·伦德施泰特与隆美尔的作战日志。作者曾在德国250家报刊上登载广告，寻找诺曼底登陆战的亲历者和D日的幸存者，与3000个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并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人。他在扉页上说，他的作品“献给所有参加D日战斗的人们”。在书后附录的《D日幸存者》名单中，他不仅列有盟军人员，也记下了德军参战人员。作者对敌人进行了浓墨如实描绘，忠实记录了敌我双方的将帅和士兵作为个人所遇到的传奇般的命运。

　　作家徐贵祥为了写好《八月桂花遍地开》，精细到列表研究日军驻屯联队的编制和装备、“下士官”、“士官候补生”的晋升步骤与职责范围，翻烂了《菊与刀》、《武士道》之类的日本人“认识论”书籍。作者客观审视博弈双方的历史文化状况，扎实饱满、令人信服地写好了我们的敌人，使作品充溢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哲理思辨。

　　以上两部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感和力量感，就是很好地解决了写作视角的问题。以往我们写英雄，都是用仰视的角度；写敌人，则采取了俯视的角度。但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运用平等的视角，不仅拆除了心理上的仰视或俯视，而且使形象塑造沿着真实的轨迹向纵深拓展。从受众角度来说，只有观众认同的真，才可能领悟到文学所独有的疼痛感。

　　从这两部作品上可以清晰看出，我们的敌人也有七情六欲，他们有“兽”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最长的一天》德军将领隆美尔为妻子生日送鞋子的温馨一幕、诺曼底前线仅有的两家德军战机的孤注一掷，让我们看到了性格丰满的职业军人形象。《八月桂花遍地开》日军司令官松冈大佐，平日总穿着中式绸衫在陆安城里散步，与当地士绅品茶、谈论宋词，甚至被有骨气的中国人讥讽、贬薄时还态度谦恭的形象，让我们看清了他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妄图笼络人心、征服中国的真实嘴脸。正是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塑造的敌人形象比较丰满、多面，使这两部作品成为了意旨深远的反法西斯经典之作。         

    事实上，当年活跃在我们土地上的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之辈，都与中国文化心理有着某种隐秘渊源，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皇国”理想投身中国“建功立业”，所效法者正是我国战国时代那些合纵连横之士。敌人深深了解当时的中国现状和国民性，所提出的愿景和口号非常蛊惑人心，否则不会有如此多的汉奸和超过侵华日军规模的“伪军”为其效命。敌人的战斗精神、战技术素养都很强大，并不是靠几个抗战义士的群众智慧、民间功夫就能轻易打败的；即使是一些“大捷”，背后往往是数倍于敌的我方伤亡。问题是，我们把这些丰厚、复杂和深沉的东西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最终导致我们的抗战文学过于概念化和模式化，“日本鬼子”成了脸谱化、程式化了的丑角，特别是近年来的“抗日神剧”，把我们这个民族用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空洞化和游戏化，将残酷的、血腥的、屈辱的历史低俗化、娱乐化。这种自欺欺人、连我们自己都惊呼扯淡的东西，怎么可能跨越族群、超越仇恨，进而感化敌人、教育后人，被日本乃至世界人民所信服呢？（作者为《前卫文学》主编 张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