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古田会议的成果之一：领袖集团的成熟

　　共产党的核心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妥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朱、毛之间的争论，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后来的古田会议。他们为什么争?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

　　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谈起过这段历史，比较公道地评价了当时的陈毅。他说：“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候就那个气氛，因为已经造成了那种形势，他只能这样。”当时，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传达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中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可见，对周恩来的处置决策，毛泽东是心悦诚服的。

　　当然，毛泽东作为领袖，他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在红四军七大以前，包括在罗福嶂会议、白砂会议中，毛泽东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也有作为政治家不够成熟的地方。比如说七大后，毛泽东辞职不干了，但自此以后的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主动辞职过。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职务的毛泽东要到后方去，周恩来当时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讲有问题还要找你，毛泽东当时讲“随叫随到，我到后方休息，有什么问题找我”。可以说，在七大、罗福嶂会议、湖雷会议、白砂会议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领袖。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福建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两人刚刚相处了一年半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最后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

　　古田会议的成果绝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口号，更关键的是，它见证了我党领导人的成熟，这是古田会议很大的一个成果。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地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胜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可以说，没有朱、毛之争，就不会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什么说朱德同志作为争论一方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朱德同志曾讲：“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今天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的朱德毕竟来自于旧军队，而朱、毛两人接触才刚一年多一点时间，需要有一个磨合期。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就成为鲜明而宝贵的特质。

　　为古田会议作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有朱德，还包括陈毅。陈毅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历次争论中，一直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但被毛泽东批判为“陈毅主义”。陈毅后来讲：“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他说，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宝贵的经验。陈毅说：“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调整，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从谏如流。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周恩来也认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陈毅到上海后，周恩来多次与之交谈，才最终形成了更加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都与周恩来的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如果存有私心或判断失误，对毛泽东进行打压，我们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古田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探索者团队相互促进的“试错纠错”，完成了对一支农军武装的改造

　　今天，我们回看当时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和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所在。

　　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还有将局面搅得更乱的刘安恭以及最后正确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除牺牲的刘安恭外，其他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领导人。虽然他们已随历史远去，但今天看来依然崇高。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就是一伙为革命、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探索的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说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绝对错误的，大家是在相互促进。最终，他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逐渐成长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使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成为历史必然。这才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

　　古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一支传统农民军队的改造，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再次走入农民起义的历史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进了城、夺了权、坐天下，最后都垮掉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任何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尾巴”，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这种斗争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