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美相处之道：既团结又斗争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国而言也是最为重要、最难处理的关系。新世纪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中美两大经济体如何相处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开辟了国家间关系的新思路。考察中美关系问题，要从理清美国体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充分认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及现实可能性，并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中美相处之道。

　　美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美国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美国人利用其世界第一大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拉拢其他国家入伙，建立起庞大的美国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一系列联盟及同盟，地区及全球性政治、经济组织，而“美国处于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凭借这一体系，美国基于不同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制定并推行不同的地区战略目标，维持其在全世界的政治存在。对于国际体系中不合其心意的国家，美国习惯于利用联盟体系预先搭建政治框架，而后以此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集团化方式规范对方行为，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意图。美国体系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美国自身实力是否足够强大，地区战略目标是否合理，以及美国与其同盟国利益是否相符。

　　美国以联盟合作方式处理大量的国际事务，既可弥补实力的不足，又可为自己的举动正名，达到力量和政治上的双重效应。在以往发动的历次战争中，美国大都采取了联盟战略。在新形势下，美国更加注重加强军事联盟与合作。继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后，美国改变了大规模军队参战的做法，转而采取“为伙伴打造战力”的方略，即侧重为其他国家的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的隐形模式。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军一直避免直接参与战争，而是源源不断地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装备，上演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与此同时，美军的海外联合演练大大增多。前白宫官员戈登·亚当斯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撰文称：“从全球来看，当今的美军在海外的参与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美军执行的任务远远超出了传统军事能力范畴。”

　　就一个联盟而言，其涵盖范围越大，内部凝聚力就越显下降趋势。美国必须不断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证，以维持体系的存在。当前，随着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当奥巴马做出“美国并非世界警察”的宣告后，美国人的姿态不可避免地让它的一些盟国有些失望。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太多，对盟友关系的管理自然也不容易。今日的盟国，很可能就是明日的敌人。由于盟友太多，彼此间关系错综复杂，与一方的和解或关系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对另一方的伤害。如美国试图与伊朗和解，就引起了其传统盟国以色列和沙特的强烈反弹与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在外交上的转圜余地。再如，美国在以日本为东亚战略支点，享受美日同盟在本地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这就导致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既要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又要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尤其是避免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

　　同盟关系必须以信任为基石。由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披露的美国监听其欧洲盟国的事件，恰恰折射出美国对其盟国的不放心，暴露出美国体系内部的裂痕。在此一系列事件中，美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同盟关系也受到一定的损伤。监听事件也暴露出美欧关系事实上并不平等。作为民族国家组成的整体，欧盟的行动能力有限，在发生遭美国窃听的类似丑闻之后，仍然不得不维持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对美国提出反制措施。当然，在当前世界格局下，由于美欧同盟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因此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2013年2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拉里·克林顿在离开国务院前发表告别演说，把美中两国的关系描述为“一个老牌强国和一个新兴强国的相遇”。

　　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难题

　　中美如何相处，是一个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中美之间以对抗为主，表现为美国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遏制、围堵，新中国则奋力打破这一包围圈。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实现建交，中美关系进入对抗与合作并存的阶段。进入21世纪，经过头一个十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实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老大，面临着如何同一个紧随其后的崛起中大国相处的问题。

　　当前，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的竞争标靶和美国国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的演讲中10次提到中国，列举了中国在科研、教育等领域取得的领先于美国的种种成就，并告诫国人要有危机感，否则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将有落后之虞。2012年美国大选，中国话题首次成为正式议题。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美国学者诺厄·费尔德曼(Noah Feldman)在其《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中美将陷入长期的“凉战”(Cool War)，即在经济贸易上合作，在地缘战略上对抗。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也在其著作中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有三个支柱：1.欢迎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欢迎中国正当地扩大作用;2.使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规律;3.塑造亚太地区的理想环境，以确保崛起的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而非破坏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当今美国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

　　实际上，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友好和敌对的两股力量始终存在。就友华派而言，他们认识到中国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遂主张开展一定程度的中美合作，寻求扩大中美两国利益的一致性。美国的知名战略家基辛格就认为，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阔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反华派则视发展的中国为洪水猛兽，主张采取各种制衡手段，阻挡中国崛起的进程，以维持美国霸权的长久性。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美国对中国接触加制衡的政策不会改变。从小布什开始，美国就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外交上最大的挑战。美国对付中国的策略，就是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而利用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形成综合遏华的包围圈，实际上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办法。一方面，鉴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美国在诸多事务中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避免大规模对抗。另一方面，美国在结交中国的同时也会采取行动示好盟友，以维系同盟内部的凝聚力与稳定性。美国采取的这种“走钢丝”策略能否玩得转，取决于其可凭借与动用的力量资源状况。当其力量资源充足时，尚能维持下去;一旦其盟国发现美国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就可能转而寻求抱团自救或投靠其他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