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章大国，也是很早就开始对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度。但梳理自古至今的成果，大多偏重于文体理论自身的研究，主要探讨文体分类的原则、依据，各类文体的特点、创作规律与方法等，至今尚未见到专门就传播媒介与文学文体关系做系统、全面研究的。周利荣的著作《传媒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力图就这一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际、宏观与个案结合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既填补了文学文体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该专著最值得肯定的是，在媒介理论探索中提出了新的见解：一是充分阐明了传媒结构问题，质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深化了对传媒生产力性质的分析。该书突出的特点，在于搜集占有资料充分、学术视野开阔以及分析论述问题全面、辩证。

　　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文体；序

　　周利荣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任教，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她又随我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文艺文化传播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已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晋升副教授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在她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专著《传媒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即将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邀我作序，作为导师，看到学生的科研成果即将付梓，我十分高兴，很愿意写几句心里话。

　　周利荣的专著所选择研究的是一个前人少有涉猎、具有开创性价值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也是很早就开始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度。在前人取得的大多数成果中，文章及文学的文体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体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再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把文体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文心雕龙》全书50篇，而专论文体的就有20篇。而《文选》按照作用和功能将文学作品分为38类，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粹》以至《元文类》等重要文集。元人陈绎曾的《文说·明体法》研究文体分类，成就有限。唯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将文章分为54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扩展为127体，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体考证及文体特点论述甚为精详。至清代中叶如姚鼐及晚清曾国藩，亦对文体分类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近代以降，研究文学文体的学者及著作亦为数不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先后就有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施畸的《中国文体论》、薛凤昌的《文体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等著作问世。新时期以来，文学文体的研究再次趋热，先后出版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于雪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徽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文体理论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讨文体分类的原则、依据，各类文体的特点、创作规律与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在考察文体演变过程中论及不同文体形成的原因，但至今尚未见到专门就传播媒介与文学文体关系做系统研究的。就选题讲，周利荣的专著力图就这一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际、宏观与个案结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既填补了文学文体论研究的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2004年，周海波教授曾在《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一书（2007—2008年又连续出版《传媒时代的文学》《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散文文体的形成与《申报·自由谈》这一现代传媒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认为现代散文从属于报纸期刊，不可避免地拥有报纸期刊的属性，必然接受报纸期刊的改造，适应传播媒介的要求：“当散文小品、杂感、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甚至说，“现代报纸期刊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演化与成熟全部有赖于报纸的提倡。” “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及有关期刊的形成确实对新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中国古典文学从供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欣赏的格局走向大众，在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在文体选择上导向小说世界。由此，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格局得一大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具有很高成就和地位的重要文体杂文，实际上就是由《新青年》开设的《随感录》栏目及1920年代中期创办的《语丝》《莽原》等文学媒体先后推动而产生、发展和成熟的。2000年起，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十数人学位论文先后研究现代文学名刊，其中杜波硕士论文做《新青年》杂志研究、博士论文做“五四”文学期刊现代性研究，肖爱云硕士论文做《礼拜六》研究、博士论文做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罗建周硕士论文做《文艺阵地》研究、博士论文做生活书店与抗战文学研究，周玉敏硕士论文做《现代》杂志研究，曹小娟做《小说月报》研究，马金玲做《文学》月刊研究，赵林做《语丝》杂志的研究，于鸿雁做《万象》半月刊研究，姬绪进做《论语》半月刊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期刊在推动新文学诸文体形成中的作用、机理作过分析。周海波教授的大著虽非专论现代媒介与现代文学文体间的关系，但其中有关见解十分精辟、论述非常深刻，可与利荣的著作互补互鉴互证。

　　在我看来，该书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媒介理论探索中著者所提出的新见解：一是较充分地论述了传媒结构问题，质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传媒的生产力性质。在著者看来，从传播学意义上观察图书、期刊、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影、手机、网络、电子书等媒介，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即都是由软载体和硬载体两部分组成的。软载体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寄生体，如语言文字、图画、图像、声音等符号；硬载体则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物质载体，如甲骨、钟鼎、简册、纸、电子设备、电脑屏幕等。离开软载体，意义无以凝结；没有硬载体，人们脑海中凝结的意义模式永远无法物化出来。因此，只有软载体和硬载体的完美结合才能构成媒介。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称文字为媒介、印刷术为媒介，利荣就此观点在书中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其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传媒结构的见解。讲清传媒的二重结构，为全书的立论和展开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传媒就是生产力的观点，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先生、清华大学刘建明先生也曾在自已的论著中讲到，但利荣在书中不仅肯定了这一观点，而且对之有所深化，强调指出媒介生产力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硬载体上，尤其是深入论述了媒介生产力对文体功能的影响、对文体互鉴的作用。

　　利荣该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真搜集、充分占有了相关资料。完成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的研究，不掌握尽量丰富、翔实的理论、史实的资料，仅凭一般文艺学、文体学和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是无法开展研究的。例如，在论及与媒介特征相适应的现代文学文体——报告文学的形成时，书中得出结论：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语境，成长于报刊传媒，大多出自职业记者之手，中外报告文学概莫能外。论证这一结论，著者以中外报告文学的名作为例，说明中外早期报告文学的成熟作品，均出现于机械化印刷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报刊的成熟期和稳定期。外国的如1842年英国记者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纪行》、1876年法国记者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83年美国记者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903年美国记者杰克· 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1919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纪的十日》；中国的如1898年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戊戌政变记》《南海康先生传》和《新大陆游记》，1911年5月广州《南越报》上连载的黄小配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五四”时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周恩来的《旅欧通讯》等。在进行举证论述的同时，著者还旁征博引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有关重要论点，如日本作家川口浩《报告文学论》中提出的报告文学“始终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文体。塞尔维亚报告文学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所说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在我国，长期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佘树森就认为“在现代，报告文学之产生原是以新闻报刊带来之发达为前提的，故其最初操觚者几乎无一不是报刊记者。所以报告文学曾被称作‘记者文学’”。学者王晖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中亦指出：从文体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角度看，报告文学文体发生有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此为以报刊为主流媒体的报告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与基础。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的文体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系、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现状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出现。”坚持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注意把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和权威、经典的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展开对问题的论证，使其观点结论让人信服和认同，这是贯穿全书各章节的一个突出特点。

　　据我所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利荣始终把开阔学术视野、学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搜集、发掘充分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作，广泛地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个案材料。这样，她才能在对资料的分析、梳理中，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且在理论的烛照之下，深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

　　注重对问题分析论述的辩证性，是利荣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另一特点。为增强论文观点和论述的科学性、说服力，著者对问题的分析、论述总是注意全面、辩证，不搞绝对化，力戒片面。如在分析媒介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文学对于媒介的反作用以及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与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时，就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将问题讲清讲透。就个人的思维能力讲，利荣是我的学生中理论思维能力较突出的一个。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思考和探索的均是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问题。驾驭此类问题，没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较好的思维能力是不可能的。

　　从当前情况看，本课题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譬如，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向书面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经历了由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绵帛到纸张的变革，由此，也影响到古代文学文体从广义的文学文体、诗歌、散文再到小说、戏曲等叙事类文学文体的演进。如果能够专就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演进变迁加以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出其中的联系，成一专著，其意义、价值可能会更大。再如，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历由书面到网络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书报刊等纸媒到电子媒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文学的文体更是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丰富多样、奇妙无比的变化，甚至还有人发出了文学终将消亡的预言。如果能够专就近代以来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各文体的变迁专门加以研究，探寻出其规律、特点，成一专著，相信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可能会更大、更有影响。

　　还需要指出，本书的第五、六章论述的内容颇有新意和价值，但是如何使其与全书其他各章在逻辑上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似乎尚需再加斟酌。另外，全书专论文学文体，此前各章均未涉及影视等艺术作品，而五、六两章却将文学与影视等艺术作品放在一起讨论，似有失严谨。当然，瑕不掩瑜，以上不足远不能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具有新见和相当深度的专著的价值。

　　利荣思想积极上进，学习刻苦勤奋，经过十数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已系统扎实地掌握了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具备了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企盼她能以本书的出版为新起点，确立更高的目标，继续刻苦努力，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拿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此，我充满信心，也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