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俊蕾

　　网络剧《余罪》上线以来，播放点击累计超过60亿次，略等于全球当前人口的总和。是什么吸引了海量的连续观看，让近乎全球人口总量的点击开启各种式样的屏窗？

　　对于视频终端而言，适逢高价自我兜售的融资敏感期，《余罪》的旗舰效应构筑起绝佳的形象广告，其中的公关意义远远胜过同行的那个“小时代”系列，哪怕后者的高管如何卖力为“无脑剧”洗地，如何傲娇地一次次宣称那些15到25岁的“少女心”观众赐予他有史以来的最高投资回报，生怕别人把他误会为同样的“无脑族”。

　　《余罪》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籍在山西的互联网写手常书欣仿佛从明清之际的评话说书人转世而来，在《余罪》中再次显影了一个高度民间化的本土世界。这个仿古环境充溢着水浒似的草莽英雄气，很多在青年教育中长久以来充当核心概念的词汇，变成了真实可感的个体艺术经验，带着有体温的真诚情愫，刷新警匪小说的阅读与想象。

　　常书欣笔下这个名为“余罪”的主人公既贱且痞，故事属于罪案类型，多处大幅煊写暴力，但与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叙事相比，逊色了一段抒情的诗意；文中常见大段的浪游描述，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参照，少了很多艺术化的多彩波澜；而作为最引人入胜的警员探案环节，尽管层层抽丝，步步剥茧，但相较于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显然缺少厚重的百科知识作为扎实底蕴。

　　然而，也正是这个“一心从众滥竽充数”的青年，通过实打实地刻苦工作成为“脱颖而出的警界先锋”，围绕他的形象又聚拢起很多可供辨识的青年群像。在中国古典传统都已一一被短视而急功近利的投资人翻拍成伪魔兽电影的今天，在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海外版权节目的今天，“余罪”和他的朋友们，这群真实而独特的中国小镇青年，人生故事中不混杂异域文化的摹仿，形象塑造也部分地远离了概念先行的功利主义，恰恰揭示了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重要现实：在“小镇青年”这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之下，是无数个独特、真实的乡土青春。

　　这样的青春里，有我的乡土与兄弟

　　所有关于青春的叙述都带有特别的感染力。海明威对年轻人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为之奋斗”，聂鲁达则说“生命如此丰富，而且充满哀伤”。关于青春的感知和描述如果不是为了廉价催情，就往往宿命般的兼具极美的激情，以及热情焚尽后的彻骨离殇。

　　《余罪》青春的第一度自由出自土生土长的“老西儿”身份，来自这些青年对于自身乡土的清楚认知，以及不问缘由的依恋和热爱。在当前北上广云集了最大多数青年就业的时代表征下，《余罪》使人们看到，那些不曾远离故乡的年轻人是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小镇上的青春。继而，围绕“余罪”的一干青年兄弟，同样的卑微贫穷，又同样的热血义气。他们互相理解彼此身上的毛病、癖好，甚或劣根性。

　　比如“余罪”促狭，频搞恶作剧，能渔利就绝不放过机会，从不故作清高；“鼠标”严德标好利贪便宜，眼光短浅，一旦能赢个把小钱儿，天大的任务也抛去脑后；至于“技术宅”骆家龙，一方面段位已经高到准电脑极客，另一方面却不谙世情，为了生计竟然吃住网吧，帮着逃课小学生打通关游戏。还有“牲口”张猛，身强体壮没心机，或者说压根没头脑，为人正直，却对社会逻辑一无所知，一旦落难就瞬间返祖原始人状态，拼一把子蛮力，将就着存活下去。

　　除了这些活灵活现的个性人物作为割头换命的同袍兄弟，“余罪”的青春岁月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平淡之交，谈不上友情甚或交情，却在默默中不计回报地互助一臂之力。如果这样的行为存有什么动机，也只能理解为同出寒门的心有戚戚。譬如周文涓、董韶军，毫无家世可言，祖辈数代都是农民，来自贫寒乡间，然而他们身上却不乏鲁迅先生所期许的脊梁骨气和韧性战斗精神。原著第1卷第27章，长于市井而无比精明的“余罪”隐隐窥出处长许平秋一心想要招揽自己入警队，他以自己为筹码提出一个要求，要求许处长同时招收“要素质没素质，要相貌没相貌”的周文涓作女警，原因是“她根本没有出路，如果给她个机会的话，她会拼命干好……这次选拔不就是挑能去一线拼命的人？”

　　事实亦是如此，在羊杂店打工挣学费而不能回家过年的周文涓爆冷进了警队，分在冷僻的法医学，到罪案现场学习采证。董韶军则去了更为冷僻的痕迹检验研究所，听起来高大上的“犯罪痕迹学”在实干中就是提取并分析“人体的排泄物、汗渍、血渍、体液、毛发……”这些平凡且贫穷的年轻人们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在那些不受青睐的冷门岗位上一门心思钻研，最终凭借在一线上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协作互补，屡破奇案；同时凭借扎实过硬的个人技术逆袭为单位里须臾不可少离的业务骨干。《余罪》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小镇青年怎样通过实打实的刻苦工作，将自己发展为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人，使“小镇青春”具有了自我实现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