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　鸿

　　作家梁鸿在《作为方法的“乡愁”》中试图通过对作家阎连科代表作《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到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考察文学以何种通道达到对它所描述生活的展示。梁鸿说，经过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后，“乡愁”几乎被固定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反现代性潮流的情绪。以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明发展方向来看，我们却恰恰需要重新反思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和反现代性情绪。重回“乡愁”是以同情之心回到生活的内部，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发展。

　　把“乡愁”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术语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一词语包含着过多感性的成分，伤感、追忆、美化、怜悯，等等，都是乡愁的基本内容，很难从方法论上加以把握。而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发展语境中，乡愁还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的指向，因为这里的“乡”不只是普遍意义的故乡，还是非常具体的乡村、乡土和传统。把乡愁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背向现代性发展的方向，这是作为方法论的乡愁所具有的本源缺乏，具有消极意义。但这些“消极”因素却恰恰是笔者所想作为“积极”意义来使用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给学术界带来很大启发，子安宣邦依此提出“作为方法的日本”和“作为方法的江户”，即把亚洲、日本、江户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存在，去考察这一存在的意义的起源、流变，以此，来考察近代亚洲的生成和日本的生成。

　　那么，“作为方法的乡愁”，这一提法是否成立？乡愁不是一种实体存在，也没有具体的时空限定，它是自古以来产生于任何离家怀乡之人的头脑的情感。但如果把这一概念限定于自现代社会诞生工业文明发展以来，它就有了某种实在的含义。在这里，乡愁不只是一种超越于时空的情感存在，同时也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生物。所谓的乡愁是在现代性发展观照下的乡愁，只有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才能考察它所代表的时间维度和心灵指向的深层原因，乡愁才有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

　　乡愁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产物。它不是一种终极价值，而是一种思维的起源。现代性是向前的，属于未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如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是一种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乡愁，正是属于“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

　　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从勒南的文章《什么是民族》中得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结论：民族并非根植于“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亲近感、地理或军事的必要性”中的任何一项，而是根植于所共有的光荣与悲哀、其中特别是悲哀的“感情”。这意味着假如美学是指“感情”优越于知识、道德而为最基本的东西的话，那么，本质上民族就是“美学”的。换言之，如果说民族是以“美学”的方式生成，植根于感情，那么，包含在这一美学中的悲哀、乡愁和自我则应该是我们思考民族存在时的基本起点。

　　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乡愁包含着对词语的回忆，它是我们以人文主义态度进入语言之时的基本方向。比如鲁迅以一种充满乡愁的情感书写《祝福》，他不只发现了记忆之故乡和现实之故乡自然风景之不同，发现了村庄、乡土、国民性与民族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人”的生活之源和精神之规约。

　　但鲁迅一代所处的语境是西方现代性观念进入封建帝制的中国之初，“现代性”以绝对的积极因素存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空间中，在这其中，乡愁常常是作为现代性对立面出现的，是被批判的对象。经过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后，乡愁几乎被固定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反现代性潮流的情绪。以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明发展方向来看，我们却恰恰需要重新反思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和反现代性情绪。因为“现代性”已经成为布满中国生活各个缝隙的事物，它的消极因素开始慢慢呈现出来，而乡愁中所包含的保守、永恒和反现代性则呈现某种积极性。

　　在这一情形下，重返乡愁其实也是重新思考“乡”在中国生活中的独特意义。“乡”既是广义的“乡”，你我的家乡，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小城，我们的民族，也是实际的乡村、大地、山川、河流、树林、花草，还指中国独特的文化意义上的“乡”，乡土、农业文明、亚洲文化、东方生活等等。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一“乡”内部有怎样的生活样态，这些样态哪些应该属于“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哪些则是属于“不停变化着的过渡的未来的那一半”。

　　重回乡愁，其实也是以同情之心——同一之心和同一之情——回到生活的内部，它与人最基本的情感、道德与生命感受相联系，它是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尤其是，它也应该是当代社会各个制度层面发展的起点与终点。只有充满同情之心，才能够正确处理乡和乡村的问题。我以为，这种以乡愁为起源的思维与以理性和经济主义为起源的思维成为对照，可以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发展。

　　以乡愁为视角，还包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文明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形式逐渐为工业文明的科学思维所代替，每一个人生活在一种类似于唯物的清明和新的混沌之中，晨昏日落，风雨雷电，山川河流，都只被看作为可征服的事物而轻蔑处之。老子所思考的天之道，康德在仰望星空时所产生的敬畏之心越来越少，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疏离，而四时、农业、耕种、农业文明越来越成为要被遗忘的或注定要消失的事物。当以乡愁的视野来审视这些变化时，就会发现，人在越来越远离诗性思维，远离与自身存在之地的亲密关系和互相之间的感知能力。（梁　鸿）

　　注：原标题为《重新思考“乡”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