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普光 李静

　　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乡村中的文化主体建设。在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以及乡土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建构新型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固本培元有着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书写，从解构到重构，显示了近现代中国乡贤形象、乡贤文化的演变，呈现了文学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也透射出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与艰难

　　乡土文学寄寓着人们的乡愁，乡愁牵动的是远离故土的当代人的灵魂。作为滋养生命和灵魂的文学，参与到乡贤文化和斯文传统的重建中，就是对文化之根的接续和葆养

　　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

　　乡贤文化重新被重视，出现在本世纪之交，尤其是最近几年。其突出表现为，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传承等讨论逐渐成为公共话题，乡贤文化研究逐渐兴起。

　　乡贤渊源有自。在传统社会，比乡贤使用更广泛的是乡绅一词。关于乡绅，历来有多种界说，史家萧公权把“绅士”称为“有官职或学衔的人”。也有学者认为乡绅虽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社会来源。“‘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乡绅文化的生长延续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晚清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传统士绅阶层衰落并最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阶层。所以，到民国初年，新的“士绅”概念外延有所变化，主要包括受学堂教育出身和任职于各类新式学校的文化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又慢慢出现了新式的乡贤。所谓新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文化、有贤德、有威望、热心乡村公益的贤达人士，对文化的占有和维系是其核心要素。从乡绅到乡贤，其作为民间知识精英所担负的文化传承功能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在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乡村中的文化主体建设。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人文精神，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及乡土情感激发、集体认同感保持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建构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固本培元更有重要意义。

　　“乡贤”文学形象的变迁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应从自身的角度和特性参与到乡贤文化重建中。事实上，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对乡绅、乡贤的叙事和塑造从未缺席。从传统乡绅到“土豪劣绅”再到新乡贤，乡绅、乡贤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均有书写。

　　民国时期，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以及茅盾、叶圣陶、师陀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这一类形象的反映和塑造。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末左翼文学兴起，乡村成为关注的重点，乡绅形象在此类作品中经常出现。后来随土改等政治运动和社会转型，出现了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涉及乡绅形象的作品。1949年之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也都体现出农村乡绅这一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失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如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李佩甫的《羊的门》、莫言的《生死疲劳》、蒋子龙的《农民帝国》、赵德发的《君子梦》、和军校的《薛文化当官》、贾平凹的《带灯》、关仁山的《日头》等，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新乡贤形象。

　　在“五四”一代作家笔下，乡绅往往代表着腐朽没落的旧文化。而那些农村基层的文化占有者，即乡村小知识分子，则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多重重压下，呈现出灰色的人生状态，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的土地制度下，传统型乡绅已不复存在，但是乡土中国的农村毕竟是文学最钟情表现的领域之一，于是改革大潮中的强人、基层村干部、乡村教师等新形象取代了传统的乡绅。如张炜《古船》、李佩甫《羊的门》等，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宗法社会解体后的乡绅阶层的演变，刘醒龙的《凤凰琴》则刻画了乡村文化人（山村小学教员）的焦虑与苦痛。

　　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又发生了转型，乡贤形象在乡土文学中大量出现。首先是乡贤历史形象的追溯和书写。比如葛水平的《裸地》，小说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背景下，着力勾画了盖运昌这一乡村士绅形象。盖运昌身上有着复杂的文化属性：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村的资本拥有者，他精明、强悍，工于算计；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精英，他对乡村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秩序起着维护和稳定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裸地》和此前的《白鹿原》一脉相承，白嘉轩和盖运昌，同属于乡贤历史形象的谱系。

　　其次，当下一些文学作品中，对当代乡村新趋势的描画和关注值得重视。如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塑造了互为对应的两类人物形象，一是敢于打拼、精于算计的荣汉俊，他既是村干部又是企业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最终迷失在名利的漩涡中，失去了美好、宝贵的人性。与此对应的，是鲍真这一年轻人形象，她有知识、有文化，早年外出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来返乡创业。她身上那种开拓精神、对公平的坚持和敏感，以及文化的使命感，使人们依稀看到了乡村的未来，也隐约感到乡贤的气质。李佩甫的《生命册》作为农村人进城后失重与迷惘的一曲哀歌，表面上是写城市，着力点实际在乡村。小说中“骆驼”与“我”这两个人物形成了对比。两人一起打拼、致富，骆驼在波诡云谲的商战和官场中，突破了底线，丧失了自我，最终跳楼自杀，而“我”最终以乡贤的身份回到故乡，然而再也找不回曾经的乡土。

　　这些文学书写，从解构到重构，显示了近现代中国乡贤形象、乡贤文化的演变，既呈现了文学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关切，客观上也展示了由传统乡贤到新乡贤的曲折发展历程，透射出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与艰难。

　　乡贤形象重塑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乡绅、乡贤形象曾长期遭到负面评价，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还原历史，塑造真实丰满的乡贤形象，是文学创作需要面对的课题。遗憾的是，文学创作对当代新乡贤形象的表现和反映远远不够。特别是面对新世纪以来农村的巨变，乡土文化的重建迫在眉睫，需要更多的文学创作从人性、历史和审美的维度更真切地关注乡贤形象重塑和乡贤文化重构，挖掘新乡贤身上所葆有的人文关怀、乡土情结和现代特质，折射出农村未来的方向，唤醒更多读者的现代乡村意识。

　　文学参与乡贤文化的重建，除了前述文学创作的积极介入之外，也需要更多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到目前为止，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乡贤形象和乡贤文化的关注几乎空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乡贤文化重建的介入则更加匮乏。

　　文学研究参与乡贤文化重建，首先要进行艰苦扎实的基础研究，比如对民国以来中国现代乡贤书写的史料文献进行搜集发掘和整理汇编，为文学现象和文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材料。同时，通过田野调查研究了解目前乡贤文化和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

　　文学研究参与乡贤文化重建，需要文学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乡贤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复杂互动，特别是要探索文学参与乡贤文化重建的路径。比如，对现代文学中乡贤叙事的文本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系统研究百余年来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乡贤文化的历史纠葛与现实互动，研究文学书写如何表现乡贤文化的历史过程，为文学参与乡贤文化乃至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据；探讨文学参与乡贤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与当代意义，为乡贤文化和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文学路径和理论支撑；通过对文学中乡贤文化传播历史的研究，揭示乡贤叙事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阐释文学传播在乡贤文化重建中的功能和意义。

　　乡土文学寄寓着人们的乡愁，乡愁牵动的是远离故土的当代人的灵魂。作为滋养生命和灵魂的文学，参与到乡贤文化和斯文传统的重建中，就是对文化之根的接续和葆养。（赵普光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