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之苑】

　　既要甘于坚守，又须勇于拓展

　　——文学期刊应对新挑战之我见

　　作者：白烨（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关涉文学创作、文学生产与文学阅读等诸多方面，一直牵动着文学领域里最为敏感的神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剧烈变化，以及文学自身的深层变动，文学期刊在各种力量的推导之下，经常处于波诡云谲的波动状态之中。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带来的网络传播、电子阅读，又使代表着纸质传播、传统阅读的文学期刊，置身于变动不居的风口浪尖，时时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既然冲击与挑战不可避免，已成常态，那么，以坦然的心态和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冲击和应对挑战，就成为文学期刊的必然选择、相关文学人的共同责任。

　　是阵地，又是品牌

　　人们通常都把文学期刊看作是作品的载体、文学的媒体，其实，这只是文学期刊的基本属性，而实际上，文学期刊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

　　我曾在一篇谈当下文学的结构性变化的文章中，把“三分天下”占其一的严肃文学，简要概括为“以文学期刊为阵地”。这样的突出文学期刊的描述，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严肃文学是以文学期刊为坐标的，一层意思是文学期刊是以严肃文学为依托的。

　　文学期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还在于当代文学的每一本期刊，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并具有自己的发展沿革和独特历史。即以《人民文学》为例，该刊创办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的1949年10月，是新中国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创刊号作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文革”期间，杂志停刊。1976年杂志复刊，至今已出版600多期。这份刊物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都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已有水准，并曾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它的起落沉浮本身，就是当代文学曲折坎坷历史的一个缩影。还如《收获》，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最先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而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创刊的《十月》《当代》，则是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全面复苏与崛起的重要标志。

　　这些文学期刊在其长短不一的办刊历史里，既坚持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的基本理念，又寻求刊物在选取作者与作品上的个性所在，实际上都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基本风格与办刊追求，并在广大读者中造就了较高的信誉，在社会上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刊物也赢得了应有的知名度与较大的影响力。在前些年举办的上海著名商标评选中，《收获》连续四次入选，成为文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知名品牌，这是《收获》杂志的骄傲，也是文学期刊的荣耀。

　　因为兼有阵地、品牌等多种功能，富含了文存、文脉等多样内涵，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衰微、生存与发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编办文学刊物的工作，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系统工程。

　　冲击和挑战已成常态

　　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这种情形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阶段，文学期刊遭遇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市场规则的挑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文学期刊，进入到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为依循之后，既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又要面对通俗文学的强势兴起，这些都使文学期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曾经有一些文学期刊，耐不住寂寞，试图通过变换内容、更换包装，来迁就市场、吸引读者，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使刊物变得不伦不类，而且也没有引来更多的读者，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读者。事实证明，文学期刊在变与不变上，有其不可违逆的内在规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面临的，主要是数字化传播、电子化阅读带来的种种冲击。数字化传播与电子化阅读，不仅省去了纸质媒介，而且以其快速的传播、便捷的阅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众，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爱好者。作为纸质阅读的典型代表，文学期刊有自己的固定读者，怎样稳固原有订户，扩展新代际的读者，成为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比较而言，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编辑者，更习惯于传统方式的编刊与发刊，如何适应新的媒体时代，利用新的手段宣传自己、影响读者，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一方面，需要探索新的路径，开展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

　　总的来看，文学期刊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种种冲击与挑战。在当下的文化多样化、文学多元化与传播多维化的状态下，冲击无处不有，挑战无时不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始终要在应对这些冲击与挑战的过程之中，一求生存，二求发展。

　　既要有定力，又要有能力

　　既然冲击与挑战不可避免，那么，坦然地面对和积极地应对，就是无可选择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方面，显然既需要一定的定力，又需要一定的能力。

　　定力至关重要，而定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宏观层面上，要有立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文化自信，基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文学自信。坚信无论社会生活怎样刷新，信息科技如何创新，文化的地位与文学的作用，都不可能真正被遮蔽、被淡化，在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会有定心丸，就会有主心骨，就会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心里有底，脚下不乱。另一方面是在微观层面上，要有对自己刊物属性与特点的清醒自知与充分自信。一份文学期刊，从创办到现在，数十年能坚持下来，并依然受到欢迎，这是文学的伟力所在，也是刊物的内力所在。文学交流，说到底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流，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学期刊构筑的道道桥梁，志同道合的作者与读者才会找到原本陌生的对方，实现精神上与心灵上的交流。“桥梁”在这里，功不可没，不可或缺。

　　当然，既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坚定心态，也要有适应新环境、适从新读者的应变能力。这才能使文学期刊在稳定自身中与时俱进，在有所准备中获取新的契机。这种应变能力，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适应新的需要，推出有锐气的新人，提供高品质作品的能力。文学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在这一方面，仍有继续努力的空间。现在的文学期刊，盯名家、找大家，比较普遍，而推新人、荐新秀，明显不足。而在作品的组稿与择取上，也多以自然来稿为主，体现刊物自身的意识与意图、带有编辑自己运思的作品还不多见。如何走出刊物的惯性，彰显刊物的个性，仍然是一些刊物需要着力解决的。二是要有面对新文化环境和文学受众，宣传刊物、营销刊物的能力。现在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基本上是邮局征订和报刊零售两种。这些年，一些刊物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始与网站、电商等进行合作，并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使文学期刊进入数字化传播渠道，这对于更多的读者了解刊物、购买刊物提供了新的方式与可能。但如何改变刊物囿于圈子的现状，在广义的宣传和大众的宣教上多作文章，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需要多方理解与支持

　　文学期刊都有各自的主办者、编辑者，但文学期刊一旦走入社会，形成影响，就不只是主办者和编辑者的事情。事实上，众多的文学期刊，既是当下文学创作走向与成果的联袂展示，又是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精神粮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期刊还是文学秩序的主要构成，文学生产的重要标志。文学创作的盈与歉，文学发展的起与伏，它都是重要的晴雨表。

　　因此，办好文学期刊，是文学期刊主办者、编辑者的事，也是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事实上，一份文学期刊办得好与不好，也与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工程。因此，办好文学期刊，除去文学期刊自身的努力之外，也需要有关各方的深刻理解与积极支持。

　　首先是文学、文化领导管理部门，要看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所在，理解文学期刊的难处所在，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与切实的支持。过去的文学期刊的困难之处，是自负盈亏像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刊物的运作与运营步履维艰。近些年来，一些文学期刊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使得刊物可以用提高稿酬的方式增强竞争力，免去收不抵支、捉襟见肘的生存之虞。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应予大力提倡与推广，使众多的文学期刊从创收节支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而集中精力地组编作品，办好刊物。

　　其次是与文学产业、文化产品的营销有关的经营机构与营销人员，尤其是新媒体的文化从业人员，要认识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在意识上和工作中，给文学期刊多一些关照，留一方地盘，为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尽点心力，添点动力。

　　还有，作为文学期刊相关利益人的读者，在“不忘初心”的相守中，对文学期刊既要持续葆有热情，持续给予关注，还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就期刊的作品质量、选题方向，以及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等，及时提出看法，反馈阅读意见，使刊物的编与读，形成良性的互动，达成彼此的促进。

　　文学期刊是文学的阵地、文化的品牌，也是社会的财富、人民的资产。如何把文学期刊办好宣传好，使之在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产生出更大更好的价值，是时代交予期刊人的重要职责，也是时代赋予文学人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