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征(48):对张国焘的批判为什么没有向全党公布?

　　作者：军史专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研究员　姜廷玉

　　央广网9月26日消息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与右路军于1935年8月21日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张国焘等率领的左路军前来会合。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右路军南下。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严正指出：“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拒不从命，于当日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分裂主义计划，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左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在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形势下，为贯彻原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立即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1、3军单独北上，脱离险境。同时，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郑重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罗迈）、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的地方——迭部县俄界（今高吉）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红军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坚持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行动，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党中央又同他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其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召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率部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是不对的。报告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显然中央是不能把红一、三军带去走这条绝路的。

　　二、关于创建苏区问题。报告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是红一、四方面军分开了，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红一、三军北上，所以，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苏区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陕甘广大地区创建苏区，求得发展，尔后向东发展。报告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形、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报告指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川陕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彭德怀、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严厉地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路线斗争。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还明确指出，如果张国焘坚持错误，他的前途将是另立中央与党对立。李维汉在会上也作了发言，完全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对张国焘的批判。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央对张国焘要有步骤地处理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力量，“轻视自己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他“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会议还根据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当前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