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撤会议”旧址

　　十多年前，我的岳丈，一位本地资深的党史工作者去世时，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他的诸多合影以及外地老领导老同志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稿，大多与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有关。

　　“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熟知这一段不忍触摸然而永远涂饰壮怀激烈、朴素凄美的底色的历史，并有责任以敬畏之心、虔诚之态、报国之志去表达对他们‘北撤’人应有的崇仰。”在老人生前写的一篇纪念“北撤会议”的文章结尾处读到这段话时，我终于明白老人对“北撤会议”那泓挥之不去的深厚感情，明白了住院之前，他为何要执拗地让我陪他再去一次“上虞革命史迹陈列馆”。那里正是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而即便是在住院期间，他还在审读浙东纵队老战士、“北撤会议”的亲历者何畏先生的回忆文章。

　　一次次阅读老人留下的那些来信来稿，一次次走进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都引领我走近那片历史的天空……

　　如今依然留存的“北撤会议”旧址，由三间平房组成，坐北朝南，粉墙黛瓦，典型的江南庭院风格建筑。屋内，木质的桌椅和杯盘碗碟见证了当年的朴素与艰辛，让人不由想起一位先烈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主会议室内，东西两侧墙上悬挂了当年参加会议的谭启龙等六位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负责人的照片及简历，北侧墙上的图片介绍了北撤“电文”摘要、北撤行动路线……走着，看着，当年会议的严肃气氛、北撤前的紧张筹备以及群众挥泪告别的动人场景，仿佛从历史中涌来……

　　抗日战争期间，浙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以北地区）和浦东等地区，拥有四百万人口，有一支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为全国主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长期遭受外强掠夺侵略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党在重庆谈判中作出了必要而重大的让步，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块根据地。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中央的决策一经作出，便得以迅速传达。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电报，通知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并就北撤的具体问题发来指示。

　　“当年，我二十岁左右，在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中央发来的北撤电报就是我送给谭启龙政委的。”一位叫劳范的浙江桐庐籍新四军战士，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起当年送电报的情形。因为事发突然，浙东纵队根本毫无准备。不久前，浙东纵队还对浙东敌伪发起了大反攻，在民兵的配合下，基本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敢于顽抗的日伪军，并把主力部队集结于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级下达的一道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无异于“晴天霹雳”。

　　时任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后来在回忆中也说到当年接到电报时的复杂心情：“要论突然，要说惊诧，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不，当时我连拿电报的手也颤抖了起来。”谭启龙的大惑不解自有原因：这里是浙东纵队官兵们在中央领导下，英勇善战打下的根据地，也是广大群众热情支战结下的一大硕果，如今怎么能说撤就撤呢？然而，面对时局，谭启龙也明白了：日寇的铁蹄留下了累累白骨和愤懑的泪水，而战争的阴影也并未远去。北撤是中央从大局出发作出的决策，贯彻上绝不能打半点折扣。9月22日，在谭启龙、何克希等七人参加的浙东区会议上，大家很快就形成了共识，确定了北撤的有关部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