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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大队大队长姚海忠
（四）成熟的代价
试飞大队大队长姚海忠有一句话，乍听起来颇为矛盾：“我既想让大队的每名试飞员都能经历几次重大特情，又祈祷他们一次也不要经历重大特情。”
“矛盾的话里也透漏着大队长矛盾的心情。”政委陈风华对自己的老搭档理解得最透彻，试飞很多时候意味着首飞，是直升机设计制造后的第一次升空，不仅在设计研发阶段，定型生产后也需要试飞员一架一架地先行试飞，确保合格后才能装备部队。
“一方面，我们先于部队遇到特情，就能让装备在列装部队实战运用前解决故障；另一方面，试飞员与飞行员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心态，只有真正经历过几次生死特情，试飞员们才能成熟起来。”说到这，陈风华话锋一转，“但是，特情也意味着高风险，我们最害怕听到有关特情报告，听到那些最不想听到的坏消息。”
“特情”这一沉重的话题，试飞员们却看得很轻松。当问及是否害怕遭遇特情时，他们回答的很坦然——
“遭遇特情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害怕，也来不及去想。”
“人活在世界上，总有一些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事情，而我们做的这件事就很值得、很有意义。”
“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但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几代人的复兴夙愿，我甘愿选择这个不怕死的职业。”
“试飞本来就很累、很危险，但总要有人去干，去冒着这个险。其实，危险遇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试飞员们看懂了生命的意义，才会把荣誉高高举过头顶。
在王道明的飞行服左衣袖上依次贴了两个荣誉徽标，上面分别绣着“甘巴拉”和“霹雳火”，记载着他曾参加了高原极限试飞和武直—10科研试飞的两段重要经历。
“对于这些靠着命悬一线的极限试飞换回的荣誉徽标，大家都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人生中最珍贵的荣誉。”王道明说，这些荣誉徽标，丈量着他们人生不断积累的厚度，也记录着国产直升机技术不断攀升的高度。
